「二十四史≠24本书」——官修正史的演变

在大众认知里，“二十四史” 常被简单等同于 24 本书。但实际上，它的形成历经漫长岁月，背后蕴含着中国官修正史传统的演变。这 24 部史书，从第一部《史记》诞生，到最后一部《明史》完成，时间跨度超 1800 年，绝非简单的数字相加。

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西周末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便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历史，形成如实记录君主言行的制度。当时的史书如《春秋》，虽简短却奠定了编年体的基础，其 “微言大义” 的写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先秦时期的史学多为各国零散记录，尚未形成统一、系统的正史观念。

真正开启正史先河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以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理想，在继承先秦史学传统基础上，首创纪传体。《史记》包含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诸多方面，叙事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是一部通史巨著。它的出现，不仅在内容上丰富了史学的广度和深度，在体例上也为后世正史树立了典范。但《史记》本质上是司马迁个人著史，与后世官修正史有所不同。

东汉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改变了《史记》的通史体例，专门记述西汉一朝历史。《汉书》在《史记》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以 “志” 替换 “书”，取消 “世家”，并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以及《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内容。这些变化被后世史书所沿袭，进一步完善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从《史记》到《汉书》，可以看到史学从个人创作向更具规范、服务于王朝统治需求转变的趋势，这为后世官修正史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史学却异常繁荣。各政权出于宣扬正统、巩固统治等目的，纷纷重视修史。这一时期既有私人修史，也出现了官方介入修史的情况。例如，曹魏曾组织编写本朝史，虽然成果已佚，但反映出官方对修史的关注开始增强。同时，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主要体例在竞争中发展，不同体裁相互借鉴融合。这一阶段的史学发展为隋唐时期成熟的官修史体制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唐朝是官修史体制正式确立的关键时期。贞观三年（公元 629 年），唐太宗李世民设史馆、选任史官、由宰相监修，初建了国家统一组织编撰历史的体系。史馆作为专门的修史机构，有系统性的编制设置和明确的规章制度，分工负责、各守其职。监修国史由宰相担任，总领修史工作，保障修史质量。唐朝史馆不仅修撰本朝国史，还完成了多部前朝正史的编纂，如 “唐修八史”（《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这些官修史书在数量上占 “二十四史” 的三分之一，体现了唐朝在官修史方面的巨大成就。唐朝官修史体制的确立，使得修史成为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王朝纷纷效仿。

宋代在唐朝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国家修史的制度，设立国史院专门负责编纂历史，还进行了类目细分；修史机构也更加多元，有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局、玉牒所等。这些机构分工明确，极大提高了修史的质量和效率。但宋代官方所修史书在两宋末年，两度为金军、元军劫掠焚毁，不过其在修史机构建设、修史主体丰富与官史体裁拓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北宋欧阳修负责完成的《新五代史》是唐朝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虽然官方修史发达，但私人修史传统依然存在。

元明清三朝基本延续了唐宋以来的官修史体制。元朝脱脱等编修的《宋史》《辽史》《金史》，明朝宋濂等编修的《元史》，清朝张廷玉等编修的《明史》，都遵循纪传体体例，且由官方主导修撰。其中，《明史》历时近百年才完成，其修撰过程严谨，史料详实，被认为是二十四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清朝乾隆帝下诏将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称为 “正史”，并规定不经皇帝批准，不再列入其他史书，标志着二十四史这一特定名称最终形成。

“二十四史” 从内容到形式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从政治角度看，官修正史成为历代王朝宣扬正统、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通过记录朝代的兴衰更替、帝王将相的事迹，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借鉴，同时强化本朝统治的合法性。从文化角度讲，它承载了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学术文化等内容。例如，史书中对忠臣义士、孝子贤孙的记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史学的深刻影响；而 “志” 这一体例中对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记录，更是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

“二十四史” 不是简单的 24 本书，而是一部部承载着历史记忆、文化传承，反映中国官修正史传统演变的史学巨著。它见证了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前夕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