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的多彩历史：并非只有明黄色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圣旨作为皇权意志的物质载体，其色彩运用绝非随意为之。从纯白到明黄，从五色到七色，圣旨颜色的多样性背后隐藏着一套精密的"政治色谱"系统。这些色彩不仅是视觉符号，更是权力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特定颜色传递着不同层级的政治信息与皇权意志。
一、早期圣旨：素朴的白色传统
在纸张尚未普及的秦汉时期，圣旨的载体形式多样，但以白色为主要基调。《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衣冠、节旗、符节皆尚黑"，但官方文书却多用白色简牍。这一传统延续至汉代，1972年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代诏书简牍，多数保持素简本色，仅以墨书文字体现权威。
东汉蔡邕《独断》记载："汉天子正号曰皇帝，其言曰制诏，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这四类文书虽功能各异，但在颜色使用上尚未形成严格区分，仍以简牍原色为主。这种素朴的色彩选择，反映了早期皇权文书注重实用性的特点，也符合"大美不饰"的早期儒家审美。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重要诏书会使用"两行简"——一种比普通简牍更宽的书写材料，但颜色上仍无特别变化。这种形式上的区分而非色彩上的区分，显示出早期圣旨颜色政治学尚未充分发展。
二、唐代转折：绫锦与色彩的初步分化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书制度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圣旨开始采用丝织品为载体，色彩运用也随之丰富。根据《唐六典》记载，重要制书、敕书使用黄麻纸，而赐予五品以上官员的"告身"(任命状)则采用绫锦为材料，颜色因等级而异。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张议潮告身》实物显示，高级官员告身使用五色绫锦，色彩绚丽。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唐代文书实物也印证了这一点——重要文书采用染色绢帛，颜色有青、赤、黄、白、黑等基本色调。
唐代圣旨色彩制度有三个显著特点：
材料升级：从简纸到绫锦，载体价值提升
功能区分：制敕与告身采用不同颜色系统
等级显现：官员品级与文书色彩正相关
这种变化与唐代官僚制度完善和丝织技术发展密不可分，标志着圣旨颜色开始成为政治等级的可视化符号。
三、宋代制度化：轴色与官品的精确对应
宋代将圣旨色彩规范推向系统化、制度化。《宋史·职官志》详细记载了不同品级官员任命文书使用的轴色：
一品：玉轴
二品：犀轴
三至五品：贴金轴
六至九品：黑角轴
这种轴色区分配合绫锦本身的颜色变化，形成了一套精密的视觉识别系统。北宋《天圣令》进一步规定，重要敕书使用五色绫纸，普通文书则用单色。上海博物馆藏北宋《司马光告身》使用五色云鹤纹绫，正符合其一品官员身份。
宋代圣旨色彩制度呈现三个特征：
材质与颜色双重编码
轴色与官品严格对应
纹饰与色彩组合运用
这种制度设计反映了宋代官僚政治的精细化趋势，也显示出皇权通过物质文化强化等级秩序的努力。
四、明清鼎盛：黄色垄断与多元并存
明代是圣旨颜色政治学的转折点。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规定"诏敕用黄纸"，确立了黄色在官方文书中的主导地位。南京博物院藏明代圣旨实物显示，中后期重要诏书多使用明黄云纹绫锦，边缘饰以龙纹，形成强烈的视觉权威。
但明代圣旨颜色系统实际上呈现多元并存状态：
皇帝诏敕：明黄为主
诰命文书：五色绫(一品至五品)
敕命文书：纯白绫(六品至九品)
特殊诏书：根据用途采用青、红等色
清代基本沿袭明制但更为严格，形成"黄为至尊，五色显贵，白为常式"的格局。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清代圣旨显示，颁发给亲王的一品诰命使用五色云纹锦，而普通官员敕命则用纯白绫。特别重要的诏书如即位诏、遗诏会使用明黄龙纹绢，体现出严格的颜色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虽然黄色被神圣化，但五色圣旨仍然保留在官僚体系中，形成了一种"颜色双轨制"——既强调皇权的至高无上，又维持官僚内部的等级区分。
五、颜色政治学的文化逻辑
古代圣旨颜色多样性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逻辑：
五行思想的物质实践：五色(青、赤、黄、白、黑)对应五行，是传统宇宙观的体现。使用五色圣旨象征着王朝顺应天道。
视觉化等级秩序：通过不同颜色构建可见的权力图谱，使政治等级成为可直接感知的视觉现实。
权威的审美表达：绚丽色彩与精美材质共同构成皇权的物质光环，通过感官震撼强化服从意识。
文书功能的视觉识别：不同用途的文书采用不同颜色，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防止僭越。
颜色垄断与权力独占：黄色的神圣化过程实质是皇权自我神化的物质表现。
从这一角度看，圣旨颜色史也是一部微观的政治文化史，反映了传统中国"以物明礼"的治理智慧和"见色知位"的等级思维。
结语：褪色的权威与永恒的色彩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圣旨作为政治文书的功能已然消失，但其色彩语言仍然在博物馆中向我们诉说着过去的权力故事。那些历经沧桑仍色彩绚丽的绫锦诏书，不仅是精湛工艺的见证，更是一个王朝通过颜色构建秩序的物证。从素简到彩绫，从单色到五色，圣旨颜色的演变轨迹，映射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从简朴到繁复，从实用到象征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解读圣旨的颜色密码，就是解读传统中国政治权力的视觉修辞学。